光绪中华第 339 部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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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对华报复，英、法联军于1860年三度北，领军的公使再度易将，仍由额尔金与葛罗回任。英军方面除海军提督何伯之外，又增加了陆军提督葛兰忒(J. Hope Grant)作为全军的最统帅。这次的规模更为庞，仅英国即派步骑兵万余名，海军战船70艘，运输船只143艘。法国则派陆军7000，总计有18000。举凡新式的阿模士庄(new Armstrong guns)及新式的辎重车队(new military train)均全为[17]。分由烟台(法军)和连(英军)发，于沽之外会。8月1，英法两军在毫无抵抗之登陆。14陷唐沽，21陷沽，23陷津，10月13占领北京。路如破竹，清政府只得完全屈与之订立“北京续约”，而使侵略者饱获切。此时北方熊俄国则利用此良机趁打劫。除得到通商以及外等特权外，且侵占中国黑龙江以东及以北的片土地。比起英、法、美更形凶恶与狡诈。

五、“中国舰队”在“云南事件”涉时期的作用

英法联军之役的同时，适以太平军之方殷，英法于战争结束，最初尚保持中立，及于1860年间，从清政府方面获取许多利益，为确保其通商，乃转而对清廷加以支持。英国之“中国舰队”司令海军提督何伯为保护海及其周围地区贸易安全，乃决定与清军协同作战，达年余之久。表面看，英国对华政策似乎有了转，表现友好。实则其切的作为乃在维护英国自的利益。意，方相安无事之的数年，又因“云南事件”引发中英之间的轩然波。

云南事件(Yunan Case)发生于1875年(光绪元年)2月21，因为英国翻译员马嘉理(Augustus R. Margary)在云南被杀，故又称为“马嘉理事件”(Margary Case)，此次为英国的探测队由缅入滇、英方原本即有谋，故为云南当局所欢，因而有此幸事件之发生。说本是椿地方个别事件，难加以解决。可是由于当时的英国公使威妥玛(Thomas Wade)熟悉中国官场形，加以想借机建功，于是乃将其事予以扩，向中国政府行敲诈勒索，虚声恫吓。并提最通碟，扬言如答允所提条件，即将断绝两国邦，旗回国。而英国在华的海军“中国舰队”也因之成为其利用的武，随之推波助澜。

此时的“中国舰队”司令为副提督瑞德尔(Vice-Adm. A.G. Ryder)，从英国海军部所藏之档案中，可以清楚地了解瑞德尔在此次中英涉期间所作的活形。除了曾在英国公使馆与威妥玛密商计之外、并将其兵舰有计划地分布于中国各重港：天津：“克鲁夫勒号”(Groveler)，烟台：“吉斯瑞尔号”(Kestrel)，海：“塔利莎号”(Thalia)及“哈尔奈特号”(Harnet)以及旗舰“警醒号”(Vigilent)，汉：“蚊子号”(Mosquito)，厦门：“赫特号”(Hart)。[18]，瑞德尔与威妥玛的意见并完全相同。威妥玛为了向中国施，认为兵足，拟向英国政府援增兵。但瑞德尔却以为然，认为以“中国舰队”现有兵已经足够应付当的环境。故当1876年8月21烟台会议时，瑞德尔非特自陪威妥玛从海到烟台，且还令其部兰布尔(Lambert)率领支所谓的“飞行舰队”(The flying squadron)往连及牛庄，以为声援。[19]故当李鸿章将由天津发往烟台谈判时，部份天津士绅乃面请愿，李氏易往，以免为英挟持。李氏识破其计，以为意，依然如期往，并乘机参观英、德军舰，而与其它各国使节联欢，以示其受胁。[20]卒于是年9月13与威妥玛达成协议，签订烟台条约。除允诺赔偿恤金200，000两外，并又增开重庆、芜湖、宣昌、温州、北海五作为通商岸。依据史家米契(A. Mickie)之见，以为从表面看，烟台协议的关键似乎系于泊在数百里外连的“中国舰队”之“飞行舰队”(the flying Squadron)。实际，英国政府并无意再次对中国用兵。故“中国舰队”对于此事件所发生的作用，仅在于为其外的盾，而对于中国的威胁则为有限。[21]此说的正确如何，尚值得再加讨论。

六、“中国舰队”与其它国家海军之关系

(A) 与法国海军舰队的关系：英、法皆为西方海的强权，为了争夺海霸权、虽曾发生期战争，但也曾因有相同的利益而结为同战线。如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(1884-1885)，与中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(英法联军1858-1860)。到了中法战争时期(1884-1885)，方则因立场同，而发生龃龉。法为侵占越南，并企图打开中国西南的陆门户，同时还占中国沿海城市、迫使中国对之赔款。故除在越北用兵外，又利用其优越的海军在台湾及福州之间肆扰。而英国则因在华贸易额冠于国，旦中法发生战，必然波及到其在中国沿江沿海的许多通商岸，影响其侨民的安全与商业利益。故而乃借中立，(中国舰队)，可以保护。

当1883年底中法谈判濒临破裂之时，英国政府即决定采取防范措施。宣布立场中立，并呼吁作战的方均需维护英国侨民的安全与利益。同时，又联欧美各国采取共同的行，而由“中国舰队”司令欧威尔(Vice-Adm. George， O. Willes)负责居中协詷(Concert)各方。经外途径联络的结果，德国、美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意利、奥匈帝国等国政府都表赞同，愿意派遣其海军与英国作，共同巡逻各通商岸，保护侨民，维持中立。唯有本与俄国曾经发生问题。本虽兵，但以中国当局对之有所顾虑，而表示反对。嗣以英国对华行劝说，谓其行仅限于海作为护侨，中国方才应允。本原拟派遣三艘战舰，减为二艘，分别为：“Faso”及“Kan”，由Rear-Adm. M. JUNZO率领，此举象征的意义于实质的意义。因为本的海军已受到西方国家所承认，并居于平等的地位，同时也开启了其(1902)、英同盟线远景，意义殊为重。反观俄国则为然虽曾接到英国所作的参加中立国之邀请，但以英、俄素有猜嫌，俄以顾及方协调困难，以及中立国之间兵船分布等问题而加以婉。[22]

1884年8月23，法国海军提督孤拔(A. A. P. Courbet)宣而战，向马尾海军，因之发生“福州海战”，造成军重损失。次，又福州船厂，中国乃被迫对法宣战，久法亦对宣战并转而台湾。可是，英国此时并未严守中立，且仍断地将煤、米、军等质接济法军，甚至中国向之抗议时，英使巴夏礼(Harry Parkes)犹以“中国未将宣战明文照会各国”为词，加以狡辩。适以此时英舰在闽江又受到华军，伤亡多，引起意外的纠葛，(9月6)英使乃向中国抗议，终以闽省愿意赔赠3500镑及500银元而结案。10月1，法军陷基隆，10月2，又沪尾(淡)，以刘铭传守未能得逞。于是孤拔乃决定自10月23起封锁台湾。至是英国方于10月26以承认中法正式战，而宣布止法舰在港装煤修理。接着，又于次年1月29密允英舰“威利号”为中国运兵援台。至3月8，法国海军封锁广东北海，止米粮北时，英国则又以“太平洋封锁”(Pacific Blackade)违反中立法，并以米粮能视为战时之违品，向法国提抗议。而法国政府也对英提反驳，认为法有封锁之权利。直到4月6中、法在巴黎达成战协议，英、法之间在华的磨方才落幕。[23]

(B) 英、俄在华海军之矛盾

俄国亦为海权国自1856年即开始派舰南活，于英法联军时又乘机与之，陆并向中国谋取巨利益，而其远东舰队之兵亦颇为可观。英国因与俄国为夙敌，自克里米战争(1854-1856)以，即断地监视俄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各种活，极阻挡其的南，并使其范围仅限于西太平洋之北部。，到了1886年时却因朝鲜巨文岛问题，方又发生冲突。

巨文岛位于朝鲜西南部之济州岛附近，又名“汉弥尔敦港”(Port of Hamilton)，原为个荒岛，并无战略价值，但以此时俄国拟向朝鲜发展，并拟租借永湾以为其海军基地，自然引起英国的关注，于是乃决定先发制，而于1885年5月12派遣“中国舰队”司令哈密敦(Vice-Adm. V. Hamilton)将该岛正式占领，并朝鲜承认。朝鲜当即绝，向英提抗议。俄国驻汉城总领事韦(Mr. Waeber)反应为愤，除极鼓励朝鲜政府反对外，并扬言如果朝鲜同意英占领该港，则俄亦将占领朝鲜另外领土，以作为抵制。时几成僵局。嗣经李鸿章多方斡旋，从中调，方面劝告俄署使拉德仁(Ladygensky)，声明俄无意侵占巨文岛或其它朝鲜土地之意。面英国自朝鲜撒兵，归还巨文岛。同时，并命丁汝昌及琅威理率领“定”、“镇”等六舰于访问海参威途中，经永湾之元山、釜山行实地查看。而“中国舰队”司令哈密敦亦以为该岛仅可作为中途加煤站，无法作为海军基地，更无法与俄之海参威相提并论。因而乃于1887年2月17正式自巨文岛撒退，而使此事件获得解决。[24]

七、“中国舰队”在华的活

“中国舰队”虽以西太平洋为其活范围，但与中国的关系则为密切。在以保商护侨为借，而又有平等条约作为护符的有利条件，英国的兵舰遂得在中国治海沿江自由肆活，非但随时可以驶往各条约港(Treaty Ports)住扎，即未开放的港，亦可以访问的名义往勘查。从“中国舰队”向英国海部所作的诸多“例行报告”(General Letter)中，可知其所涉及事项之广泛，举凡各种商、政、军等无包括于其。其中对有关中国海军之活以及海防之建设最为注意，诸如装备、育、训练、事、军港、台、船坞等各项军均为涵盖于其中。有时且绘成详地图，以说明其工程的度，是以中国各项海防工程几乎全数于英国的监视之中，中国的国防亦无任何秘密之可言。

，平而论，“中国舰队”对中国的海军尚称友好，特别是北洋舰队。则由于其主部多曾留学英国，接受英式训练，其规章法令多以英国为本，再者船只亦半购自英国，而为英军所熟悉。特别是在琅威理(William M. Lang)为北洋海军的总查时期，方的关系最为融洽。因为琅氏原即务于“中国舰队”，曾经担任“吉斯瑞尔号”副舰(Command of the Kestrel)，其为中国向英国海军借调而。1890年虽以“港事件”迫使琅氏辞职，造成中英之间的，但英国海军对于中国海军则依然予以同与协助。

“中国舰队”为了表示对中国海军之重视及友好，曾于1886年醇王检阅北洋海军时，其司令哈密敦(Vice-Adm. V. Hamilton)率10艘军舰往观礼。于5月20至旅顺拜会醇王，隔(5月22)，又到烟台外，联同法国师提督理尧年(Adm. Rieunier)鸣放礼21响，向醇王致敬。接着又登“海宴号”晋谒，宾主相谈甚欢，并摄影留念。同晚李鸿章亦偕善庆等登英国旗舰(. M. S. Audacious)及法国旗舰(Turenne)回拜。1891年，北洋臣李鸿章为北洋海军举行第二次检阅时，“中国舰队”司令李查理(Willson Richards)亦曾往参观、并对其海部作报告。[25]值得注意的是，当甲午战争夕，李鸿章尚曾邀访“中国舰队”司令斐利曼特而(E. Fremantle)作三次谈；第次会见是在旅顺北洋舰队提督的旗舰“定远号”，时为1894年5月14。第二次是在连，由李鸿章回拜，在“中国舰队”的旗舰 “Alacrity”号，时为1894年5月17。第三次在威海卫岸，时为1894年5月21。在这三次会谈中，李鸿章曾再地强调中英之间应为“天然的同盟”(A natural allies)，希望与英国共同作，甚至曾言如英国海参威，也可以命令中国的海军从旁协助。李鸿章于甲午夕所发此讯息，其真正目的是期望能拉笼英国对抗本(或威慑本)。可是事实证明，此事绝无可能，因为国际间都以自的利益为其优先，而非单方的厢愿。[26]

结论

“中国舰队”是英国海权于世界戢略布局之环，也是英国在远东海军量的个代表。自十九世纪中叶以，执西太平洋各国海军之牛耳，二十世纪之初，则与起的本海军争霸，终则于世界第二次战之，为美国海军所取代。于今看，虽然已成为明之黄，但从远东海权史观之，则仍有其重历史意义，而容加以忽视。

“中国舰队”的成立，与英国在远东殖民的扩张有关，亦与其在远东之国际贸易可分，故知此海的武，实为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，商业利益，以及航运安全而设立，也是执行英国外政策的项工。

“中国舰队”的活范围相当广泛，南起新加坡及马西亚半岛，北抵海参威及令海峡，东至本的崎及韩国的仁川，西至中国沿海各岸。但论其商业及外利益，实以中国为中心，因为英国在华的通商岸最多，商业利益最，外特权最广(平等条约)，战略地位最。兼以其兵船可以纵棋于沿江沿海各岸，自由，畅行无阻而无户之限，更使英国在中国居于重地位，对于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外、军事产生的影响。

“中国舰队”由于活的范围广，自1875年之，曾经分为“南方支队”(South Division)及“北方支队”(North Division)二个部分。但此分工，并未影响其事的布局，而仍由舰队司令负责指挥，其司令职例由副提督任，但亦有为准提督所兼代者，由于远东地位的重，曾有数字“中国舰队”司令，如凯古柏(Cooper Key)、哈密敦(Vice-Adm. V. Hamilton)、欧威尔(George， O. Willes)等晋升为英国海军部。又“中国舰队”司令除军事外，有时亦兼负外事务，如1854年“中国舰队”司令施泰麟(Vice-Adm. James Stirling)曾经率队往本，继美国舰队司令裴理(Commodore Perry)之，与本订约，并取得同样利益。1882年“中国舰队”司令欧威尔亦曾率舰往朝鲜，签订英韩条约，取得通商的权利。

“中国舰队”在中国的活最为频繁，对于中国海军之发展以及之建设最为关注，经常有详之报告于其政府，从其海部所藏之“例行报告”(General Letter)中，即可发现量此方面的资料。以其容复杂，限于篇幅，拟于其再以专文讨论，此从略。，般而论，其对中国海军的度尚称友善，其在琅威埋任北洋舰队总查时期，更是如此。由于英国对华的政策仅在谋商业的利益，而无领土的心，此点与本及俄国为同，故其海军在华活的目的，亦以护商保侨为侨为主的目的。

在“中国舰队”中与中国海军相关之士除琅威理(W. M. Lang)之外，其它尚有值得提，是即为阿斯本(Sherard Osborn)，阿斯本原为“中国舰队”中 “Furious”兵舰之舰。1858年，英法联军时曾载英使额尔金及译员李泰国(. N. Lay)北，陷沽。1862年，中国为了向英国购买兵舰，特命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英休假的李泰国代办，李泰国因与阿斯本有旧，而聘之为“中英舰队”(The Anglo-Chinese Fleet)的船统领，率舰回华。意，以指挥权问题发生冲突，阿斯本愤而辞职，引起场轩然波，而购舰之事亦归于失败。[27]

附注

[1]Grace Fox， “British Admirals & Chinese pirates”， 1940 London pp2-4 10-17

[2]Gerald S. Graham. “The China Station – War and Diplomacy” (1830-1860) 1978. Oxford pp267-268.

[3]Ibid， p.241.

[4]据英海军部于1844年7月25发给Rear-Admiral Sir Thomas Cochrane的训令： “East India Station， Limits from 25 July 1844: On the North by the shores of Asia， on the west by Africa， north of the Equator. Thence along the Equator to 66°E. Longitude， thence by 66°E. Longitude to Latitude 10°S.， thence by Latitude 10°S. to Longitude 75°E.， Thence by Longitude 75°E. to the Antarctic Circle. On the East by 170°W. Longitude， on the south by the Antarctic Circle， Adm 1/5543 ； Adm 2/1330. No.126.

[5]George Woodcock， “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. Soci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verseas”， 1969 London p.47.

[6]如在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那彦成即采取招文策，而被清廷撤拏向。参看《十二朝东华录》、《嘉庆朝》卷7，页14-15，嘉庆10年11月“庚申谕”，页36“丁巳谕”。魏源：《圣武记》〈中华书局，民国51年，台1版〉，页238-243，“嘉庆东南靖海记”。

[7]Grace Fox， “British Admirals & Chinese pirates” (1830-1869)， 1940， London， p.p.32， 108， 176； Alexander Michie， “The Englishman IN China”. Vol I. p.p.229-307， 1900 London； Gerald S. Graham， “The China Station – War and Diplomacy” (1830-1860) p.p.268-275.

[8]关于鸦片战中英冲突形，可以参看郭廷以：《近代中国史事志》册，页125-167，民国53年，台北商务印书馆刊。

[9]Grace Fox， “British Admirals & Chinese Pirates” (1830-1869) pp.20-22.

[10]参看“北华捷报”(The North China’s Herald)， May 28，1886. p.559.及拙著《李鸿章与北洋舰队》2000年，台北，p.450。按“Audacious”与 “Iron Duckk”为姊舰铁甲战船，二舰分别为“中国舰队”之旗舰达十余年之久。

[11]“The Chinese Times” March 10th， 1888， p.149-150.

[12]Graham之引书， p.294.

[13]Graham之引书， p.302-320， 英美拟据台湾之事，可参看郭廷以《近代中国史事志》第册，页256。

[14]参看戚其章《晚清海军衰史》1998，北京民版社，页66-67，所转引自1985年《近代史研究》第1期，页200-201.茅海建：(第二次鸦片战中清军与英法军兵考)，按因未注明各舰英、法原文，颇难查对，表亦同。